第八章 家庭变化（1/1）

　　五十年代，大家庭解体，我们兄弟姐妹都先后成家立业。
　　父亲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，因我和妹妹弟弟投考华东军事政治大学，参军入伍，成为光荣军属，政府给他介绍了工作。
　　1952年，在全国革命高潮影响下，父亲不顾年老体衰与三哥一起参加到XJ支边。
　　父亲和三哥到XJ后，被分配到天山北路的SY县中国人民银行去工作。那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，生活习惯与上海差别很大，他们感到很不适应，去了以后经常生病，曾写信告诉我。我当时还是不断鼓励他们，坚持下去。
　　三哥在去XJ的路上，认识了同去的女同事黄丽娴，两人一路互相照顾，发展成恋爱关系，也得到父亲同意。1952年，三哥已经29岁，到XJ不久就结了婚。不久，三嫂怀孕后，身体不适，加上当地卫生条件很差，就要求回上海生孩子。于是，他们在XJ待了一多年后，就在1953年底，三哥三嫂和父亲一起回上海。1954年，三嫂生了双胞胎儿子。1959年，又生了小儿子。后来，三哥在上海工具厂工作，一直到退休。三嫂在水电部门工作。
　　大哥在上海解放后，1950年与大嫂办了离婚手续。1952年，上海银钱业改造后，被分配到无锡中国人民银行工作。大哥在无锡再婚，1953年，生了女儿。大侄到防空军当兵，后来部队撤消，随部队到东北北大荒搞军垦。小侄在无锡上学。
　　姐姐一直在上海工作，先当护士，后当护士长。1953年，与在浦东医院的内科医生结婚，同她婆婆住在一起，1954年，生了大女儿，在过百日时拍了纪念照，送了一张给我做纪念。1956年，姐姐又生了儿子。
　　妹妹1949年7月，投考华东军政大学，参军入伍，1950年4月结业后，分配到河北张家口通讯学校工作。1955年，在通讯学校与同学结婚后，1956年，生了大儿子。后来，又生了两个儿子，因通信少，没有告诉我名字。
　　弟弟1949年7月投考华东军政大学，参军入伍，1950年4月结业后，分配到华东军区报务员训练班学习，1951年结业后，分配到24军工作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，因工作保密性关系，基本上不与家人通信。战争结束，部队回国后，驻扎在唐山，与家人通信也比较少。弟弟何时结婚，已记不清，但曾寄给我他与弟媳的合影做纪念，后来生了两个儿子。
　　五十年代，我在总高文教会当文化教员期间，1956年春得了阑尾炎住总高医院。在开刀切除时，外科医生用了全麻。在我醒过来时，发现外科王护士坐在我边上看着我，非常温柔地问我：“伤口痛不痛？”因麻药药性已过，伤口有些感觉，我就如实说了。王护士就采取措施，帮我减轻痛苦，使我很感动。在我住院期间，一直得到她的照顾。出院后，我们就有了来往，逐步建立了恋爱关系。
　　记得我们在假日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出去玩，游览过中山陵、明孝陵、玄武湖、莫愁湖等名胜古迹，还在新街口小饭店吃过红烧鱼、大闸蟹，过了几个月甜蜜的恋爱生活。
　　1956年9月30日，我们和初中语文组的教员郑启泰夫妇一起，在文化教授会北楼的二层会议室，举行了婚礼，记得参加的人不少，大会议室都坐满了。婚礼结束后，还举行了舞会。
　　那时，因文教会没有房子，就由总高医院给了一间房子临时居住。之后，搬到训练部后面一间平房，住了不久，因妻子怀孕后要生产，又搬到师干宿舍，住了二楼两个小房间，不久，又搬到太平新村，有两个小房间和一个小灶披间的平房，一直住到离开总高。
　　1957年8月5日，妻子生了大儿子，我写信告诉父亲。当时，因奶水不够，就雇请了奶妈。1958年夏，孩子断奶后，因我们两人都要工作，就继续雇请保姆带孩子。父亲知道后就提出，二嫂在外面帮佣，不如请他来带孩子，总比保姆要好一些。
　　二嫂是1939年在上海同二哥结婚的，当时二哥19岁，正在生伤寒病，在亲友们认为‘冲喜’可以治病的迷信思想凑合下，结婚一个月，二哥就去世。二嫂一直没有改嫁。1940年，二嫂曾回到镇江乡下老家，住了一段时间，因与大嫂合不来，经常吵嘴打架，无法共同生活，就外出靠帮佣谋生。
　　1944年，二嫂又到苏州三姨娘家，帮助带我们五个孩子，我和妹妹弟弟，还有两个侄儿，待了一、二个月，因为生活条件太差，就离开苏州，继续靠帮佣谋生。到1958年，二嫂已经守寡20年，一直一个人生活。可能父亲出于对儿媳的爱护和同情，就叫她到我处来帮我带孩子。
　　我当时在总高级步兵学校报社当记者，工作很忙，到10月份，在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下，组织上又叫我到舟山群岛岱山守备区高炮二连，去下连当兵。为了安排好小家，我就同意把二嫂接来帮我带孩子，因为我与二嫂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，忘记了二嫂脾气不好，与大嫂打架的事。
　　1958年底，总高级步兵学校与军事学院合并后，1959年3月，通知我结束下连当兵回南京，分配到军事学院政治部宣教部工作。我到军事学院报到后，就把家搬到军事学院内。这是一个筒子楼，分给我三楼两个房间。这时，二嫂与我妻子之间，因为各种原因，关系已经相当紧张，经常为一些小事吵嘴。妻子看见二嫂就有点害怕。
　　记得有一次，我下班回家，发现儿子不见了，二嫂也不知道孩子到哪里去了。这时，孩子还不到两岁。我就赶紧到处找孩子，后来，在楼下一个树丛里找到了孩子。我当时也不好说什么。之后，二嫂怕孩子到处跑，就用绳子把孩子捆在桌子腿上，引起我妻子的不满，为此，又吵了一架。还有一次，为了吃饭又吵了架，惊动了政治部协理员，出来批评。
　　于是，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双方都感到很不愉快，精神上有压力，就同二嫂商量，请她回她娘家去。她也感到无法共同生活，提出要给她为我带孩子的费用，我就按照当时雇用保姆的工资，给了她一笔钱，并买了船票，亲自送她到南通，她的堂兄家。我在她堂兄家住了一夜，说明了情况，他堂兄也不好说什么，大家很客气地分了手。
　　从此，我就没有再见到二嫂。只是听说，她一直在靠帮佣谋生。后来，听堂弟来信说，二嫂活到八十多岁去世了。
　　1958年，总高医院被撤消，全部人员都作转业处理，和设备器材一起都交给地方，搬到HUB省阳新县，妻子也随医院去了阳新。因我仍在报社工作，就没有把家搬去，仍由保姆看管孩子。暑假期间，我到阳新去看望妻子，在小县城过了一个月。医院临时租用老百姓的房子，给我们这些探亲的人员居住，由于当时我只是个上尉连级干部，所以，分到的住处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，当时，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，晚上睡觉，十分闷热，难以入眠，我们只好到县城的街道上去游逛，一直到下半夜，感到十分疲劳，才回房间睡觉。
　　妻子转业地方后，按照政策可以调回南京，夫妻团聚，在阳新待了近一年，才安排调到南京精神病医院当护士。